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民间风俗和草根社会的生活，民间结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剖析层面。为此，本节首先将以数量众多的泰山香社石刻为切入点，本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运用系列理论，探讨问题。

　　(一)泰山香社与泰山香社石刻

　　关于泰山香客和香社，目前记载较多的是其在明清时期的状况，主要来自这一时期的史志小说和游记，如《醒世姻缘传》、《金瓶梅》、《岱史》、《岱志》等。但事实上，泰山香社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

　　1.泰山香社历史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尊崇佛教，各地纷纷广建庙宇。受此渲染和影响，泰山神灵信仰也获得发展空间，到泰山进香者纷至沓来，由此带动了以香客为主要客源的旅店业的发展。作为主脉的泰山，香客朝山进香的场面，当更为壮观。

　　至两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辽、西夏和金等民族政权严重威胁两宋政权。面对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宋皇朝束手无策。但随着宋真宗在泰山的封禅，直接提升了泰山娘娘在神界的影响力，其在世俗的影响力也相应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香客结社朝山进香。进香队伍的膨胀直接导致泰山香客店的进一步发展。有元一代，泰山香客继续增多，香客店也得到迅猛发展。

　　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进入发展的全盛时期。

　　纵观泰山香社的历史发展大致进程，不难发现它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宗教发展的脉络密切相关。二者都与不同历史时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比较而言，统治者的意志是决定其兴衰的主要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对泰山信仰所做的数次田野调查，发现近些年泰山结社朝山进香现象呈增多之势，对路途遥远的香客更是如此。

　　2.泰山香社石刻现状

　　据以往辑录，目前泰山上下现存石刻中，绝大多数保存较为完好，也不乏少数剥蚀、残缺者，如灵应宫有的碑仅存“历城县”三字，有的碑则只可辨清立碑的时间。此外，灵应宫残碑数量惊人，有的被垒进墙里，有的被铺作地面，碑文多被铲毁。

　　考察香社碑的地理分布，不难发现香社信仰与泰山的主体信仰即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是一致的。灵应宫和红门宫两处的香社石碑最为集中，而在传统的泰山信仰体系中，上述两处分别被视为碧霞元君的下庙和中庙的象征空间，后石坞也被视为碧霞元君的成仙之处，而岱庙则是东岳大帝的下庙。

　　可以看出，泰山朝山进香者遍及今辽宁、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等，对此，各地地方志均有大量记载。

　　(二)泰山香社石刻与民俗文化

　　作为香社成员共同活动的群体，香社当然属于社会组织，它表现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水平，开展着具有自身特点的活动。但是它与一般的正式组织又有所区别。毕竟，它是传统社会人们的共同体，与现代社会标准化的社会组织有所差距。

　　1.组织目标的民俗

　　任何组织的建立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组织目标对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主要的意义。正是它泯灭了不同个体的差异并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组织目标的确立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它必须满足组成成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要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组织目标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其中，社会文化环境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作为传统社会人们的共同体。泰山香社结社的目标自然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

　　我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强调以农为本，官方也一直采取重农政策。农业丰收遂成为上自国家下至草根社会的首要大事，由于农业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所谓“靠天吃饭”。

　　如上述，祈福禳灾是一般香社结社的目的。善男信女通过献媚、取悦信仰客体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般说来，这种理想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通常是俗民在现实生活无法或不容易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理想具有与现实生活抗争的色彩。这些愿望都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

　　事实上，组织系统内部目标具有多重性，换言之，香社成员向神灵祈求的可以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有无法控制、不能轻易实现的一切。其中可以是上述诸如此类的美好意愿，也不乏诅咒、毒誓之类。需要指出的是，香社是强烈关心个人的团体，成员的个人目标才是最主要的，成员关注更多的是个人欲求的满足。所谓的整体组织目标显得意义不大，因此，它对整个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推动力量较小。

　　2.组织成员的民俗

　　前面提到香社是基于共同信仰组成的社区组织。它的规模大小不一。规模大的香社通常由数个村落(一般相互比邻)跨社区组成，其成员几十人、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不等。如“合山会”碑，便是由来自泰安县城东9个村庄的信仰者构成，人数达到1400人;遥参亭泰邑合山会姓氏碑香社成员约计1600人，分布在泰安县城附近约70个村庄，基本覆盖了除县城外的泰安所有村庄。

　　从碑刻中的姓氏推测，不少香社成员都来自同一家庭、家族。如前面灵应宫康熙三十年碑，成员绝大多数为“解”姓，灵应宫“沛县碑”过半数之多的成员是“卜”姓。

　　此外，其他阶层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泰山香社的活动中来。有知识精英亲自组织香社开展朝山进香活动的，灵应宫博陵王家桥碑中香社便是由。“监生杨珩等约会相邻”而成;红门官同治十八年香社碑中“信士”有多人拥有监生、武庠、都宾、邑庠生和文痒等身份。得注意的是，宦官之类的特殊群体也结成香社赴泰山朝拜。施茶碑香社是由10位太监组成的。

　　组织成员方面，最具民俗特色体现在组织和成员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对组织严密的香社而言，新成员的加盟伴随有相应的文化程序。首先，她或他必须习得香社的模式与观念。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加盟者，习得香社模式、观念不是问题，因为她或他从小对这一切便耳濡目染。其次，必须履行一定的仪式。香社模式、观念的习得只是成员人会的必要条件，要想成为其中一员，她或他还得经过一定的接受仪式。

　　3.组织整合的民俗

　　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不断进行整合。在整合构成中，权威人物、组织认同和奖惩规范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权威的形成是组织凝聚中的集中表现。同时，权威又是组织秩序的控制中心”。正如泰山香社石碑所展示的，一般香社都有核心人物。通常，发起和主办香社之人就是该香社、香会的核心人物，也就是香社碑所说的“会首”、“社首(人)”，又称“领袖(人)”、“会末”(疑为会首的谦称)。从香社反映的情况看，香社一般有两名或更多的会首。

　　会首的担当者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关于会首，碑文仅能提供很有限的资讯，如红门派出所处光绪十九年碑“中有年老懿诚者经理其事，名日会首”。会首对香社新成员的加盟起着决定作用。人们可以从素姐人会这件事看出，纵观素姐入会这件事，基本都是侯张两人一手包办。素姐叩头跪拜的是她们，会银交给的也是她们。

　　会首在香友中不仅能赢得尊敬，她或他还能享受普通成员所不能享受的实惠。实惠的获得，就是相当于对权威的承认。

　　关于权威的民俗，既是权威的标志，又是维护权威的习俗惯制。维护会首权威，突出地表现在烧香求佛的仪式中。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无一例外地发现，香社在集体跪拜时，会首总是处于很明显的位置，她或他常常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领着其他人跪拜作揖;会员必须在她或他烧完第一柱香之后才能烧香;会餐时，她或他绝对坐首席，而且必须由她或他先举杯动筷。

　　对香社而言。最主要的组织认同当属在信仰者中盛行的有关神祗如何灵应的各种传说故事。关于这一点，泰山香社石碑的记载颇多。灵应宫光绪五年碑：“一时善男信女求而必应者无不感其灵佑焉。”红门宫光绪十二年碑：“其灵应何昭昭也。”红门宫光绪十四年碑：“既有求而必应，亦无感之不通。”红门宫民国四年重阳碑：“所诚为灵应，昭著众人蒙庥。除此之外，其他碑也有泰山神祗灵验的记载。

　　对结社的香会成员来说，神灵的灵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香社是以共同的神灵信仰为联结纽带，正是靠着神灵的灵信才把分散的崇拜者黏合成社会单元。奖惩规范是又一常见的组织认同因素。香社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加强成员间的组织认同，也有一些奖惩禁忌规范。

　　上分析来看，香社的奖惩禁忌制度基本仅限于言传身教，并非成文规定。与世俗的奖惩规范相比，香社的奖惩规范由于黏附着神灵的光环而具有更强更大的心理冲击作用。

　　4.组织活动条件的民俗

　　何组织开展活动都需要一定的活动条件如物质条件，组织的活动条件有很多，其中，资金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除缴纳现金外，有的香社还以实物如粮食、鸡蛋为会费。对进香所费之资在俗民日常生活开支所占的比率，无法估计其确切值，但是相信这一比重不会太少，从这一时期的地方志的略载中可见一斑。

　　5.组织活动的民俗

　　备一定的条件后，社会组织便可以开始自己的组织活动。从民俗学的角度而言，组织活动则是各个成员在组织积累的民俗观念协同下，按角色民俗的规定去完成民俗事件。

　　出门烧香前要做的预备工作很多。先在当地烧信香演社。在劝素姐入会时，侯张两人说到：“十三日通往娘娘庙烧信香演社。”所谓的“信香”，就是出发前向泰山奶奶发出提前通知。所谓“演社”是抬着泰山奶奶的圣驾，沿街烧香游行，使众人明白香社要动身前去泰山，“这在家门子上沿街跑着烧信香”。

　　信香演社完毕，接下来的便是踏上征程正式出发了。由于路途遥远，香社在路途不免要寄宿。寄宿时要做的最重要事情莫过于安驾了。抵达朝觐地泰山后，香社必须先安排住店。由于往来频繁，香社一般有自己较为熟悉的香客店，而且店主与会首的关系很融洽。祭祀游玩结束，便是下山。为了笼络感情，也考虑到香客们登山的劳累，香客店往往会派人在红庙摆上酒席犒劳住在本店的下山香客，谓之“接顶”。

　　回到香客店。店主再次为香客设厂棚，请客人看戏，以增进感情。烧回香结束后，香社即自行解散，下一次登山烧香之时则再度招集众人前往，如此年复一年。

　　(三)泰山香社石刻与明清时期妇女的户外生活

　　近年来，有关女性亚文化的相关研究吸引着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其中，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闲暇生活便是其中重要却又鲜有研讨的问题。

　　一般而言，受传统伦理教条的束缚，乡土中国的性别分工十分明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关于明清时期妇女的户外娱乐生活，诸多地方志、游记和小说均有记载。先看看这一时期围绕泰山的妇女进香活动。泰安旧州志云：“每见村墟往往联会烧香，岁以为常，春夏之交，男妇杂沓，并肩累迹，络绎于道。”。

　　应该看到，这种远程进香团毕竟只是少数，更多数的一隋况则是，妇女向当地社区或附近的神祗求福许愿。

　　(四)泰山香社石碑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

　　从神祗本身来看，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是泰山民间信仰体系的主体。但东岳大帝也具有国家正统性质。自泰山封禅以来，泰山神(东岳大帝)便是国家宗法性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国家祀典分类中，岳镇海渎为地祗之祀，属于中祀。与东岳大帝相比，碧霞元君则具有明显的民间性质。碧霞元君原本就是民间创设的神祗，尽管自北宋真宗以降它不断得到统治者的册封、推崇，但在国家宗法性宗教信仰体系中，碧霞元君一直没有明确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准正祀。

　　从信仰者来看，只要条件成熟，统治者都会到泰山封禅祭祀。明清时期来泰山祭拜的帝王很多，而更经常的情况则是帝王遣大臣、太监前往祭奠。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一直是泰山信仰的真正主体，特别是碧霞元君取代东岳大帝以来，它的民众基础越发浓厚。

　　结合以上两方面，作为信仰空间的泰山必定要体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并且，二者的互动表出为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

　　官方的参与方式包括：1.赐额、立碑。2.修葺庙宇和道路。国家通过这些符号参与到民间社会，显示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在场，表明国家试图控制、利用民间象征资源，把民间社会纳人官方系统从而进行有效控制的意愿。

　　国家之所以要参与到民间信仰活动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把这种活动纳入官方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除此之外，对泰山神灵信仰而言，国家参与到民间活动还能够获得实际利益。对民间香社而言，他们也在积极寻求力量以攀附官方。取得正式官员的支持是香社攀附官方力量的重要渠道。从泰山香社石碑来看，地方士绅则是香社获取官方信任的最主要力量。地方士绅包括廪膳生、廪生、庠生、增生、监生、贡生等。

　　综合以上，国家与社会共享民间信仰这一象征资源，国家通过赐额、立碑、修葺庙宇、道路主动参与到泰山民间信仰中，显示国家的力量，表明国家企图把民间信仰及其信徒一起纳人国家正统轨道以加强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民间社会通过国家机构、官员和代言人的参与、撰文书写等方式抬高自己，以取得官方的信任，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家与社会于是产生互动，双方各取所需，互为所用，国家在社会中，社会也在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形成了一种温和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