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中华礼仪文化发达，可是在对外交往中，礼仪带来的尴尬却不少。

跪拜礼的尴尬

　　2000多年间，封建王朝在对外交往时，一直坚持外国来使必须向皇帝行跪拜礼。显而易见，施行这种礼节，有损尊严，常常遭到抵制。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白衣大食(今叙利亚一带)遣使来唐，在朝见唐玄宗时，平立不拜。唐官员以其无礼，欲治其罪。

　　1656年3月，第一位访问清朝的沙俄使节费·巴伊科夫抵达北京，明确表示不向大清皇帝行跪拜礼，双方为此争论了半年，巴无果而返。1805年，沙俄格·戈洛夫金使团来华，入境后即表示不行跪拜礼，引起清廷不满，只到达张家口，便原路返回俄国了。

　　1816年，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到北京，也是因为拒绝向嘉庆皇帝跪拜，被清廷下令遣送回国。

　　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愤怒的清军士兵杀死，这可捅了马蜂窝，本来德国及其他列强早就想一口吞掉中国，这下可有了借口。清廷虽然百般赔礼道歉，对方还是不依不饶，清政府被迫任命醇亲王载沣(宣统皇帝的父亲，光绪、慈禧去世后曾任摄政王)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谢罪。德方扬言，载沣在觐见德皇时必须行跪拜礼。这一棒子把清王朝打晕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种下的苦果，到头来还得自己品尝。后来虽然在中外舆论责难下，德方取消了这一要求，但大清颜面尽失，而这跪拜礼，在对外交往中看来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当前的尴尬

　　历史上的尴尬已经远去，现实又怎么样呢?我做外交礼宾工作几十年，深感仍有不少问题。

　　●礼宾尊位混乱 我国传统礼仪尊位，同国际上现在流行的做法不一致，甚至相反，即国际上以右为上，而我国传统礼仪却是以左为上。于是，目前在我国就形成了对内对外两种不同做法：我领导人参加我国内部的典礼、大会，座位安排均以左为上;而我领导人参加的对外礼仪，却与国际接轨，以右为上。这种尴尬情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持续了60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尚无法协调一致。这种忽左忽右的状况，让人眼花缭乱，社会各阶层人士不知所从。

　　●礼服问题 我国近年来，恢复了祭奠炎黄、祭祖、祭孔活动，身着古代礼服，甚为庄严、郑重。现代人参加当代的重大礼仪活动，也应穿上讲究的礼服。有人问：我们今天的礼服是什么?答案是：没有。在这方面，西方比我们做得好，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规定或惯例，例如结婚时新郎穿黑色礼服，新娘则穿白色婚纱;治丧活动，则一律着黑色服装。他们还规定了晨礼服、晚礼服等等。阿拉伯世界、非洲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礼服。而我们泱泱大国，今天却没有自己的礼服。我们的外交人员基本上是模仿西方人，在对外场合穿西装。把西服当成我们的礼服，一般情况下，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在近邻日本，曾遇到过尴尬。几年前，我新任驻日本某大使，要向天皇递交国书，在谈到大使着装问题时，日方强调西服不是中国人的礼服，认为中山装才是。

　　中山装由孙中山先生倡导问世，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标准服装。前些年我们驻外大使、参赞，在我国庆招待会上往往会穿上中山装，以展示中国的传统。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中山装几乎被人遗忘了，哪里还谈得上是我们外交人员的礼服呢!至于近来社会上出现的唐装、汉服等，那只是少数人为了新奇而穿，并不是我们当代的礼服。

　　有人会问，女士的旗袍是不是我们的礼服?尽管我们女士对外活动时常穿旗袍，可用这种民族服装作为礼服，但是，我国至今并没明确规定旗袍就是我们女士的礼服。

　　没有礼服的中国，难道不是我们的尴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