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高辉清  2013年07月23日 08:39

    中国模式可以从需求与供给两个维度来刻画

    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迄今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尽管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迎来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但在世人眼里，中国模式依然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物。当时，世界流行的一个观点是“历史终点论”。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先生提出：以民主政治、法制社会、自由经济为代表的美国模式已经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终点。其潜台词是，美国模式将永垂不朽，其他任何社会或在消亡，或在赶往这一终点的路上。正是在这样一种先入为主思维的主导下，本世纪初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

    章家敦根据当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一些困境，作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结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无情地击碎“历史终点”的神话；而“中国崩溃论”让我们知道，需要更加小心谨慎地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可能承担不起做错事情的代价。笔者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崩溃论”的警钟长鸣，才使得中国经济本世纪以来不仅没有“由崩溃不断地走向崩溃”，反而走上了经济快速起飞的重化工业时代，奠定了“中国的21世纪”的基础。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在终结了“历史终点论”的同时，也崩溃了“中国崩溃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经济具有以下非常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总是以远高出世界第二的水平在增长；二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是以相对较小幅度进行回调，而且总是率先走出调整状态。基于上述认知，再来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中国经济模式内涵是什么？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与中国出人意料的成就表明了一点：一定存在着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就叫做“中国模式”。

    当然，中国模式范围很大，它可以包括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文化模式、外交模式等，在这里我们只谈论“中国经济模式”，而这正是全世界关注中国的焦点。

    当“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的同时，“中国经济模式”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这一鲜明的对比使得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得到了普遍的追捧。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指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而在非洲大陆，中国模式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看待中国模式时显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含糊一点的说法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直接一点的说法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使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这就可能使得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质疑西方规范的普世性。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美国经济的模式遭受了重创，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当然，不管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中国模式，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并且具有借鉴意义。然而，当涉及以下一些话题时，比如，中国模式为什么能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该如何从中获得借鉴，人们的看法却交集不大。

    因此，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什么是中国模式？人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模式”既不同于前苏联模式，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模式，但确切包含哪些内容却不清晰。中国既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快速转型的国家，一切皆未成熟与定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从哪些维度来衡量或描述？

    一个经济体，不管具有哪些层面的特征，最终都会相应地在经济的消费与供给两端得到相应的体现。正因如此，我们不妨从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两个维度来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从需求结构看，中国的经济较大程度地依赖于外需，内需中又较大程度地依赖于投资；从供给结构看，工业比重过高，自然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过大。应当说，这种归纳简单而无奇，但确实不容易引起争议。

    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经济模式进行转换

    上述中国经济模式是在几十年来顺应国际环境、化解国内矛盾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将迫使中国经济模式进入转换状态。

    世界经济的变化给中国现有模式带来根本性冲击。上世纪以来，世界重大事件似乎存在着30年周期率的变化规律：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0年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再过30年是二次石油战争，又过30年则是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时期。这种世界重大危机爆发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就是各国经济低迷、国际贸易战争兴起，以及出口导向型国家外需严重受损。中国既是世界第一贸易国也是第一出口国，其经济模式的第一大特点就是需求端过多依赖外需，世界经贸格局的这种变化，直接使得中国经济模式的这一特点难以为继。

    当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外部环境将持续多久？理论上，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可以给出一个参考答案，根据世界经济200多年的历史变化规律看，此次经济调整的时间至少应该持续20年以上。

    另外一个推断依据是产业革命的生命周期。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瓦特的可以用作机器动力的蒸汽机发明，共用了72年；第二次产业革命从1831年法拉第的发电机模型出现到交流电动机的发明，共用了57年；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代表电子计算机从1946年正式问世起，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的开始兴起，共用了34年。根据历史上产业革命生命周期的变化规律，下一轮产业革命估计至少在20年以后才可能到来。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再也没有发展的空间。

    诸多国内因素迫使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首先，人口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刘易斯拐点已然来临。在较大程度上因为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前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丰厚。由于需要赡养的人口较少，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再生产，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和2009年以来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2011年我国人口红利开始逐步消失，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2年我国的劳动人口不仅比重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且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减少了345万。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新的趋势一旦形成，在短期内就不可能逆转。因此，中国经济模式中过多依赖劳动力要素的特征将不可持续。

    其次，要素价格持续上升，生产成本优势逐步消失。现有中国经济模式之所以在供给端具有过多依赖自然要素的特征，主要就是因为过去我国生产成本低廉，产品具有价格优势。然而，现在形势发生了逆转，除了劳动力成本因刘易斯拐点的降临而不断上升之外，土地、环境等资源价格随着城镇化、房地产化、经济总量扩大和可持续发展，逐步进入稀缺状态，其价格也处于持续上升轨道。目前，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不仅如此，在考虑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如果再将航运成本及全球供应链复杂性影响考虑进去，中国成本优势将变得更加微弱。中国经济模式中过度依赖自然要素的格局将受到挑战。

    中国经济模式转换需要做好两方面的重点工作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次贷危机之前较大程度加剧了世界经济分布格局的失衡，关于这一点的确还值得商榷。但是，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模式带来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突显倒确实毋庸置疑。为了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中国经济模式必须做到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以及由要素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新成本优势。为此，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是关键。

    加快政府体制改革，促进内需驱动型经济结构的建立促进内需型经济结构的前提条件是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让人民群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更大的份额，而且要让居民收入分配布局相对公平。这些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经过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大力宣传，已经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但遗憾的是，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在实践方面取得的成绩却相对乏善可陈。这背后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了前三次分配（尤其是前两次分配）环节上面。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最主要成因并不在前三次分配环节之内，而是初次分配之前的“生产要素获得与利用的不规范”和第三次分配之后第四次分配（即地下经济领域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前者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还没有完成，其真实情况如何往往难以界定。后者由于处于国家统计范围之外，其真实情况如何，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任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忽视了“生产要素获得与利用的不规范”，则无异于“上游污染、下游治理”；而如果忽视了第四次分配，则更是“地下问题地上求解”，两者皆不可能成功。由此可见，要想卓有成效地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跳出前三次分配环节的局限，推动国民收入分配的“全链条式”改革。其中，当前的政府体制既是“生产要素获得与利用的不规范”的助力，又是第四次分配的动力，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大力发展科技，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结构的形成历史上，中国经济增长就具有明显的要素驱动型特征。

    从总量上看，中国曾经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期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但这种GDP主要是靠人口众多推动起来的，科技含量严重不足。在西方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兴起的200年时间内，清朝统治者的一个个“闭关自守”决定让中国绝缘于科技潮流之外。后来的一个结局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拥有的GDP规模只有中国五分之一，但其科技含量要高出两个时代，所以将拥有规模庞大GDP的“中央之国”打翻在地。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我们情况有所改观，中途赶上了世界信息化浪潮，尽管只是一个追随者，但我国凭借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开始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今天，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即将来临，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我们必须要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凭借我们当前具有的人才、技术、资金积累，并以庞大国内市场为依托，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中我国就有望建立起科技创新驱动型经济模式，从而进入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